元代金器收藏：待挖掘的宝库

元代金丝凤冠

如意云纹金盘

金箍

缠枝花果金饰件
　　1。讲究造型
　　总的来说，元代金器更讲究造型，素面者较多，纹饰大多比较洗练，或只于局部点缀装饰。来自于蒙古草原的元朝统治者，将蒙人粗犷、直率、崇尚自由的民族性情，带入到他们对金器的审美情趣中，形成元代金器质朴、凝练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大多体现在元代官造金器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现藏于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一枚刻有八思巴文篆书体“白兰王印”四字的元代金印。
　　据《元史》记载，索南桑波于1321年受封为白兰王，后出家，次年还俗，再次封为白兰王，这件官印也许就是赐予他的王位象征。此印由印座和印柄两部分构成，印座为正方形，印柄为一只昂首伏地、腹部穿孔的双峰骆驼。骆驼身上仅以道道浅纹，表现动物的皮毛，除此之外，并没有其它复杂的装饰。印章整体造型大气而生动，线条简练而流畅，极明快地传达着浓烈的北方游牧民族气息。
　　但是，元代某些金器亦表现出了细致繁复的趋向。江苏吴县吕师孟墓出土的两件缠枝花果金饰表现得尤为典型。这两件金器，一为正方形，一为长方形，周围有边框，框内有高浮雕n的缠枝花果，枝繁叶茂，花团锦簇，构图繁密拥挤，又尽显华美秀巧。这种倾于玲珑俊俏、细腻精密艺术风格，呈现出了明显的江南风情。
　　元代虽然将国家的政治中心北迁至大都(今北京)，金器的制作地却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太湖之间。这些金器主要出自苏皖一带的民间手工艺人经营的制金作坊，他们将江南特有的审美情趣融入到金器制作当中。因此，在元代民间流通的金器中，带有江南特色艺术风格的成为了主角。到了元代后期这股“江南风”愈演愈烈，逐渐成为整个元朝金器艺术风格的主流，甚至在明以后金银器中仍是有迹可寻的。
　　2。浓厚文人气息
　　此外，元代金器另一个显著的艺术特征在于，其艺术精神中在融入浓厚文人气息，这是各个时代的金器都不能具备的。元统一全国后，将各族人民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并且规定这四等人在做官，打官司、科举诸方面有一系列不平等的待遇。南宋遗民谢枋得在《送方伯载归三山序》曾言：“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这虽然只是元代读书人无奈的自嘲，但由此仍可窥测出江南士人在社会等级中所处的底层地位。他们既不愿意为外族统治者服务，也没有机会为社稷出力，耐不住寂寞的读书人将满腹才学寄于与文化艺术相关的各个领域，甚至参与到手工艺品制作方面。
　　因此不同于以前的金器制匠，许多具备高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投身到金器的制造业当中，成为当时金器冶制的名家。嘉兴武塘人朱碧山，据说原先习画，但因在艺术上无法与同时代的同乡画家吴镇、盛懋争胜，才转而从事于金银器制作的。吴镇为“元四家”之一，绘画艺术水平之高自无需赘言，而且他工诗文书法，每作画往往题诗文于其上，诗、书、画相映成趣，时人号为“三绝”。能与吴镇相比，可想朱碧山也应是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艺术才能的“士人”了。
　　有如此一批知识分子的加入，使元代的金器少了几分俗气，多了几分“文气”。中国的美术史上，把元代看作是文人画发展的高峰期。事实上，在元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文人气”蔓延到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也成就了元代金器卓尔不群的文化底蕴。
　　3。收藏地位将日益突显
　　元代金器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値，更具有极高的硏究价値。1995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推出一顶高35.5厘米元代金丝凤冠，最终以13.8万港元成交，这样的成交价相对于其它时期的金器而言，并不能算很高的，与元代金器在中国金器史上的地位也是十分不相称的。元代金器似乎还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元朝短暂的统治时间。
　　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元代是并不熟悉的王朝，前后的唐、宋、明、清不仅历史较长，社会经济文化也有较大的发展，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让我们忽视了元代的金器艺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元代战乱不停，社会环境动荡不安，致使留传下来的金器中，文献数据上记载的名器，以及名家作品很少，不能吸引收藏家们的兴趣。
　　短暂的历史，却诞生出极为灿烂的艺术成就。如果说元以前的金器只是一种工艺品，那元代金器就可以被提升为一种艺术品，它的市场价値、收藏价値应不在唐、明金器之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人们对元代金器硏究的不断深入，它会在艺术品收藏市场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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