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来自日本的中国瓷器

　　审美是由简单到复杂的一个过程，简单的审美，就是看着漂亮。新藏家的出现让这些光鲜、艳丽的清代瓷器有了不一般的身价。
　　保利拍卖在2008年秋拍中，推出“日本珍藏重要明清陶瓷”专场拍卖。46件拍品来自同一位日本收藏家。“这位藏家的收藏多为明代嘉靖、万历两朝和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官窑作品，也有一些宋瓷的收藏，但这次并没有拿出来拍卖。这些瓷器大多购藏于1900至1945年。”保利拍卖瓷器杂项部经理李移舟向我介绍。
　　雍正粉彩过枝菊蝶九秋盘盘心9朵菊花姿态各异，盘外壁数朵秋菊横，翠竹穿插其间，盘上双蝶飞舞，细处妙入毫颠。粉彩牡丹蜻蜓碗，外壁彩绘牡丹吐萼含苞，桂花屈曲斜袅，各具意态，多情蜻蜓，欲落还飞，饶添野趣，画笔清秀细腻，设色淡雅逸丽，尽显“没骨”之妙。粉青釉观音瓶，釉面素洁温润，于穆穆之中透出一股尊贵典雅之气，令人有不能妄加增减一分一毫之感，设计甚得天然意趣，与粉青一色结合宛如天成……
　　“藏家告诉我们，这些瓷器大多是他和他的父亲购于‘二战’结束前，日本两大中国古董经销商山中商会和茧山龙泉堂。当时一些重要瓷器的购买，则会和山中商会老板山中定次郎直接洽谈。”李移舟说，“后来我们在这两家古董商遗存下来的销售记录中，查找到了关于这些瓷器的记载。‘二战’后，昭和二十八年(1953)和昭和四十一年(1966)有部分作品参加德川美术馆的‘中国清朝陶瓷名品展’和五岛美术馆的‘中国陶瓷名宝展’。有多件器物刊印在1953年由日本陶瓷协会刊出版的《清朝陶磁》一书中。此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光绪十九年(1894)，山中定次郎到北京，在崇文门内开设山中商会北京分店。几年后，茧山松太郎在北京崇文门内麻线胡同44号，开设龙泉堂北京分店。这是日本古董界最早在北京开设的分店，主要为了收购中国古陶瓷器。龙泉堂及山中商会在北京的分店一直延续到1945年，时间长达50年。这期间，他们除了从北京、上海等地的古董店收购物品外，最大宗的购买，是直接参加逊清室内务府举办的拍卖会。
　　从1911至1924年，溥仪出宫前的十几年中，由逊清室内务府不定期地举行物品拍卖会，以维持巨额开支。拍卖的物品是清宫旧藏的瓷玉古铜物件，每场200到300件不等。这可能是中国由官方举办的最早的拍卖会了。当时拍卖会的地点设在紫禁城神武门内西配殿，内务府向京城内有资信的古董商号发请柬，中外不论，商家接到请柬，按指定时间缴纳保证金(相当于现在的参拍押金)。当时没有图录一说，但会分发拍卖物品清单，以“天字瓷器”、“地字瓷器”、“天字玉器”、“地字玉器”、“古铜”、“雕漆类”等分类。
　　是日，由内务府的管事带领承购商进神武门内物品陈设殿观看(相当于今天的预展)，承购商在物品目录上写出欲购物件的自报价格后，交回内务府。10日后，内务府在景山西门筹办处宣布物品落槌价格及成交商号，然后交款取物。对于拍得的货品，古董商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配。如果谁能在拍卖中拍得宋元的瓷器，这也就意味着这一年的生意不用愁了。对于这些珍贵的宋元瓷器，古董商会单独通知大客户来看货洽谈，剩余的清代瓷器则放在古董店的门市出售。
　　虽然日本的很多文化源于中国，但在美感上，却有很大的隔阂。即使是日本历代积蓄下的中国文物，也是日本人依其传统美感选择的“一部分”的“中国文物”，日本人喜好的“中国文物”与中国正统文物相差甚远。日本在平安时代有了《源氏物语》，时间大约与我们的唐代平行。《源氏物语》问世以来，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文学，甚至为日本文学定了基调，那就是开启了“物哀”时代。所谓“物哀”，即人与自然之间不可避免、自然而然的一种幽怨玄清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日本古典文化中处处可见，只要留心一下便可感受到，音乐的清淡哀伤、舞蹈的迟缓涩滞、绘画的苍古无奈、园林的枯山瘦水……在《源氏物语》的影响下，日本民族形成了“物哀”性格，喜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人生哲学。
　　唐代，中国人的饮茶习俗传入日本。到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两国海上贸易繁盛，宋朝的瓷器大量运到日本。宋代推崇平淡、平易的审美趣味，文学艺术基本没有出现华丽、绮靡的美学风尚，从上至下，宋代被经世致用的观念笼罩，这与日本兴起的“物哀”极其相似。这种思想也直接反应在瓷器上，龙泉窑、吉州天目 盏、建窑油滴天目，无不追求单纯的釉色与简洁的线条。于是宋瓷成为当时京都平安王朝皇室贵族与茶道、花道人士争相追求的珍品。这种痴迷之情一直延续，始终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