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和清藏林风眠作品再惹争议：草图也有赝品

　　6月中旬，两场林风眠作品展同时在上海开幕。一场展览在上海中国画院举办，另一场在土山湾美术馆举办。这并非是一个无意的“撞车”。据土山湾美术馆“柳和清藏林风眠作品展”学术主持之一谢春彦解释，此次土山湾美术馆的展览，原定在上海中国画院举行，联合主办方当中，上海中国画院、上海林风眠艺术研究协会本来也都赫然在列，但由于对这批藏品的真伪存在争议，作为官方美术机构的上海中国画院和上海林风眠艺术研究协会都退出了主办行列，而由上海江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办，上海中国画院另行举办院藏展。
　　柳和清藏品备受质疑
　　纵观此次“柳和清藏林风眠作品展”不难发现，此次展览的100多件作品之所以引发轩然大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不同于惯常所见的林风眠作品风格，其中有不少带明显探索性质的草图和未完成稿，而数幅置身于自然环境中的裸女画作更可谓众矢之的——不仅此类题材以前从未见过，而且从画面来看，的确画得非常稚拙。因此，上海林风眠艺术研究协会专家在仔细观看了这批作品后，给出了“大部分为赝品，仅有8张真迹”的结论。
　　对于这批作品的来历，柳和清曾谈到，自从上世纪40年代末结识林风眠后，为接济其生活，他多年来长期购藏林风眠的艺术作品，几乎涵盖了林风眠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艺术历程。自林风眠逝世后至今，这些作品之所以从未向外公布，这与他保守、谨慎的性格有关。而为老友举办一次画展的念头，其实在他心头萦绕了许久。没想到，数年来的艰辛准备差点化为乌有，耄耋之年的他在面对严厉质疑与否定的情况下，最后毅然决定展出，本意是想让这批作品大白于天下，真伪是非由大家评判。
　　除林风眠艺术研究协会从艺术创作角度给出的“仅有8张真迹”的结论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助理陈履生从另外两方面也提出了质疑。
　　陈履生认为，柳和清所说的40年代末，如果以1948年到1949年为具体的时间，当时作为国立艺专教授的林风眠在生活上可能还没有到需要别人“接济”的地步，这一点只要看看他周围的教授的生活，大致可以确认。“50年代至60年代，这基本上是一个均贫富的时代，林风眠何以需要别人接济，别人又如何有能力来接济林风眠，也是需要许多实证的。对于展览的另外一种说法——藏家‘本人其实并不懂画’‘要他编造故事、制伪作品，不太可能’。很显然，造假不一定都是亲力亲为，所以，不一定是懂画的才能造假，这一类事情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词就是‘组织’——这不是指该藏家，而是针对一种说法。”
　　陈履生表示：“人家好心接济你，你非但没有拿出代表作，或者一般性的作品，反而拿出‘看似粗糙的’‘看似未完成的草图’相赠或相售，真是难圆其说。另一方面，就林风眠对于艺术的热情和严谨的为艺态度，他又是怎么可能将他的‘看似粗糙的’‘看似未完成的草图’赠送或售于他人？偶尔为之，或许可以解释，成批就难以服众。”
　　对于陈履生的质疑，谢春彦称，希望业内人士能够在学术上提出不同观点，相互讨论和研究，以使这批作品的面貌更加清晰。
　　谢春彦告诉记者，柳和清自从上世纪40年代末结识林风眠后，长期购藏林风眠的作品，在长达几十年的交往中两人相惜相知，成为忘年之交。柳和清的这批藏品不仅包括他向林风眠购买的作品，也包括林风眠在创作时觉得不理想让他扔掉而他未舍得扔的日常习作。在“文革”前夕，林风眠出于安全考虑，还将他的一批裸女画作和探索性的画稿托付给了柳和清，所以这也是柳和清为何拥有很多草图的原因。
　　对于上海林风眠研究协会给出的鉴定结果，谢春彦称：“艺委会专家们的断言很草率，不符合鉴定该有的严肃程序。”
　　真伪鉴定：不宜轻率下结论
　　对于很多业内人士来说，“仅有8张真迹”“全是赝品”的结论并不能让他们完全认可，因为赝品只会去模仿大师成熟的作品，而仿造草图则似乎十分笨拙。
　　市场上林风眠作品的真伪鉴定历来都是难题，这由诸多因素制约而成。林风眠研究者陈龙认为，林风眠作品有一个特点——往往没有签名或署年。有时作品出手时才签名，而出手时也不一定是当时的作品，甚至有时作品上还有两个签名。所以，推断林风眠作品的创作年代是非常困难的。另外，林风眠在许多年后也会重新画以往画过的题材，或略有改动，或基本相同；而他也在不断探索和创造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作品，包括题材、风格或构图等，这样必然每个时期都会产生一批不成熟的草稿性作品和比较生涩的初稿。“他晚年在香港有相当一批与内地期间完全不同的作品，这批作品的草稿和初稿如果有朝一日问世，也许人们也会大吃一惊。”陈龙说。
　　陈龙认为，未完成的作品价值不在于观赏，而在于透露出林风眠的创作方式、思维特点，以及风格转变的痕迹。而画家、评论家卢辅圣则将林风眠那些高悬于美术馆和拍卖行里的作品称为“大师的标准件”，柳和清所藏的这些看似粗糙的作品是“标准件背后的实验性的作品”。恰恰是这些不成熟的东西，有的被林风眠日后自我否定了，有的是今后成就的低层级阶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些不成熟的东西，比以往展现于世的“标准件”更有价值。
　　艺术家陈家泠说：“我们在画院里看到的林风眠先生的画都是正襟危坐，穿着笔挺的西服，很漂亮的，这次展出的好像是一个穿了睡袍、拖鞋，头发还没梳洗过的林风眠。从作品的精湛程度来看，这里的很多作品相对粗糙，未达到画院的完美程度，但从学画的角度来看，这批画使我们完全看到了林风眠先生是如何进行创作的。”
　　吴冠中曾说，林风眠作画“就像母鸡下蛋”，都是半夜一个人躲在家里，因此很少有人看到过林风眠作画。如果这批藏品确为真迹，那么林风眠作画的过程，就可能从这些粗糙的草图、重复绘画的半成品中被“情景再现”——人们可以从中看到林风眠是如何一遍一遍地画着同样的题材，怎样探索着自我风格的转变的。
　　国家画院理论研究部副主任梅墨生认为，对于艺术品鉴定，在没有铁的硬伤和证据面前，不应轻易下结论，说真说假都是武断的。“对作品不要简单相信市场上的故事，但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是编造出来的背景。对于一些爆冷门的东西，不要轻易相信，也不要轻易否定。假若是真的，就是珍贵的文献；假若是假的，也可以供人们做一个旁证。艺术证真、证伪都不容易。”梅墨生说。
　　本报记者 高素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