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厥文手书《听雷诗》赏析

　　今年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1895-1989)逝世20周年。关于他的许多事迹，如筚路蓝缕创办新民机器厂，倡导实业救国，创建中国民主建国会，以及坚持抗日、反对国民党统治等，恐怕早已广为人知。然而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书法家。他晚年书法专攻孙过庭“书谱”作品，刚柔相济，枯润兼生，气势豪放，洒脱自如。从他1977年书赠顾振乐的《北戴河听雷》(见图)中，便充分展示了这一点。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的1977年上半年，胡厥老已经恢复了副委员长职务。一天，他郑重其事地请其三弟胡叔常先生(民建上海市委常委暨上海工商联常委)物色一位篆刻高手刻两方印章，若能由同乡嘉定籍的篆刻家来刻更好。
　　叔常先生受命后，时时留心遴选，终于通过徐汇区工商联主任朱保洪先生推荐，找到了最合适的人选——顾振乐先生。
　　顾振乐，字心楳，号乐斋，1915年生，原籍嘉定，1937年定居上海，解放后曾任上海市中药职校的语文教师。他是中国书协会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西泠印社社员。对于胡厥文这位家乡耆宿，他早就心向往之，所以，当叔常先生登门拜访，说明来意后，就一口答应，很快按要求精心篆刻了“胡厥文印”、“再髯”两方印章。
　　这里要对“再髯”两字作一说明。原来，厥老一生留过两次长髯。第一次在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悍然进攻上海闸北地区，守军第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时，义愤填膺的他，动员组织上海几十家机器厂转产武器弹药，支援前方，同时开始留髯，向世人表示“未逐倭奴，不容除剃”的决心。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剃掉长髯，并作《乐府·薙髯乐》记其事。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他在悲痛之余又再次蓄髯，以志不忘。“再髯”一印，即由此而来。
　　胡厥老收到了印章，连声说刻得好。半年后的1977年10月，他来上海视察，邀顾老到静安宾馆会晤。两人首次见面即赋诗作书，很是投缘。厥老鼓励这位小20岁的同乡坚持诗书画印创作，建议他出印谱，兴致勃勃地当场写了印谱签题为赠。不久，他又收到厥老手书的创作于1976年7月24日的《听雷诗》。
　　胡厥文爱喝酒，更爱黄酒，酒量甚大又喜啖蟹。每年10月蟹肥时，必来上海，一来便邀振乐先生同饮，畅叙乡情友情。这时的他们，早已忘却身份的差异，俨然成了故人相逢的“布衣之交”。20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厥老体力渐渐不支，不能再来上海，但彼此联系并未中断。
　　1989年4月16日，胡厥文在北京不幸逝世。民建中央决定归葬嘉定松鹤公墓，并按遗愿请厥老挚友韩秋岩先生撰墓志和铭文，请顾振乐先生书写，分别刻在墓碑背后和墓穴盖上。墓志较长，铭文只有短短4句：“忧国危亡兮蓄髯鸣高，报国苦短兮耄耋争皓。仰旭日之皎皎兮肝胆相照，看神州之欣欣兮九泉含笑。”精确形象地概括了厥老一生。
　　可惜的是，此墓后来经过松鹤园迁葬后，重新撰写墓志、铭文，原来的两块据说已不知去向了。至于两篇文字的原文墨迹，则仍由嘉定博物馆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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